天津法治文化历史渊源的运河维度

从城市发展脉络的视角看,天津城建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建城并不久远。近代已降,天津及其城市治理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跨越时空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以地方法律制度为物质基础,以法制观念为内核,以执法、司法为保障的法律文化的兴起更彰显了这种特色和意义。天津不仅成为现代中国城市的摹本,而且区域性的治理实践也为中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1],并为新时代法治天津的建设提供了城市法治文化的自信。天津与运河渊源颇深,天津城市的兴起、地域法律文化的确立、近代法治发展的标杆地位无不镌刻着运河基因。大运河是城市之根、地方文化之脉,因而笔者拟从运河维度考察天津法治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时代,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正确道路选择的困惑与法治实践困难客观存在的现实。法治实践困难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显性层面的法律制度与隐形层面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之间的疏离,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治文化。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2]。文化的价值在于以“文”化人。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融合了民族精神的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律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群有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法律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强调的是我国法律文化中新时代背景下的法治成分,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的判断。法律文化具有传承性,而充满价值判断的法治文化具有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变革作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也要合理借鉴西方优秀法律文化,而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第一位的。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中华文化呈现异彩纷呈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中涵括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无形而内在的地域文化支配人们的活动,其中自然包括法治活动,并在区域文化和法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法治文化。根据文化模式论,文化要根据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建设天津地方法治文化,既要关注现下天津法治实践中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价值和法治习惯等,也要从城市发展的脉络探究法治文化的渊源,借鉴本地区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

二、天津城市文化的运河基因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城市的兴起与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打开中国地图,天津版图像一匹骏马,身处华北平原的东北边缘,面向渤海,背靠冀中平原,马头伸向燕山山前平原,脚连接鲁西北平原。发源于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的河流都汇集于天津,注入渤海,形成著名的海河水系,故天津有“九河下梢”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天津是水上交通要冲。因临近渤海,6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的两次海水入侵,使得这片平原先后被海水淹没达数千年之久,人们因此被迫迁移,海侵以前的历史被湮没,以至于天津平原被认为是“滨海弃壤,无古可考”[3]。历史发展脉络呈现间断多、波动大的特点,这也成为天津建城较晚的重要因素。后来,运河的开凿改变了天津平原的水系,漕运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历经1000多年,众河相汇之处的村落由“寨”成“镇”,随着区域行政级别的提升,天津逐渐发展成一座繁华的城市,所以有“天津是运河载来的城市”之说。运河是天津之根、城市文化之脉,天津城市文化所包括的法治文化自然镌刻了运河文化基因。

(一)“运渠”使天津初具航运枢纽地位

公元206年,曹操为北伐乌丸,在渤海湾西岸的滨海平原上开凿了运渠,以运粮饷。此举使得河北平原河流下游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天津历史带来了深远影响。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十余万户。公将征之,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又从洵河口凿入潞河,以通海。”曹操开凿的运渠有两段:一段是沟通滹沱河和泒水,另一段是沟通洵河和潞河。沟通滹沱河和泒水段的是平虏渠,沟通洵河和潞水段的是泉州渠。曹操在沟通了滹沱河至鲍邱河之后,又自鲍邱河枝出一渠,一直向东延伸至滦河,名叫新河。曹操开凿的运渠,环绕渤海湾西、北两面,穿过整个天津平原,使偏居北方的滦河水系与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河系相联结,无疑是中国运河史上的一大创举。曹操凿渠虽然只是军事上的一时之需,却使河北平原上出现众流归一的局面。这就是《水经注》所说的“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此河道结构一经出现,便标志海河水系形成[3]35。海河水系的形成,使得位于众河汇合处的“天津”具有了成为航运枢纽的区位优势,对天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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