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向近代城市的转化（上）

天津开埠后的紫竹林码头 1860年（清咸丰十年）天津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这是以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而载入史册的。但是，作为一种契机，天津从此加速了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作为一种潮流，天津从此开始走向世界。当然，其中浸透了外来的屈辱与苦难。近代天津是在时代的激烈颠簸中走过来的。 一个城市的两种模式 天津以其河海通津的优越地理条件，自12世纪50年代金代迁都燕京（北京）之后，便逐步奠定了都城门户的地位，并成为漕运的中转码头。其后，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至18世纪清代中叶，天津已形成我国北方的交通枢纽、经济重镇与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此际，欧洲列强正向亚洲扩展其殖民主义势力，虎视眈眈地觊觎中国并猎中天津。英国在1793年、1816年曾两次派遣使节来华，要求清政府开放天津，遭到拒绝。1854年英国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已经敲开了中国大门之后，又一次向清政府提出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咸丰皇帝断然斥责：“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该酋欲派夷人驻扎贸易，尤为狂妄。”唯我独尊的中国皇帝容不得“夷人”在自家门前做生意。 外交手段谋取不成，“尤为狂妄”的英国人更加狂妄起来，在1856年伙同法国出兵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血洗天津城，火烧圆明园，此前咸丰皇帝已仓皇逃往热河。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城下之盟，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其中一款就是开天津为商埠。同年，英、法、美三国迫不及待地在天津圈占土地951亩，辟为租界，建立起威胁北京的政治桥头堡。租界选址在天津城南荒郊，海河西岸，这一带地势低洼，人烟稀少，仅临河有少许村落人家，被强行驱赶出界。 清末天津城区图（绘于1897年） 天津开埠后，尾随军队而来的是各国商人与传教士。前者来开发贸易市场，后者来传播基督文明，洋货与《圣经》结伴涌入天津。他们以天津口岸为基地，逐步向华北、西北腹地延伸，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农副产品与矿产资源，雇佣廉价劳动力开设工厂。不远万里前来天津的“冒险家”连年有增无减。据记载，1860年最先搭乘英、法军舰登陆天津的只有13名外国人，其中5名商人，3名传教士。六年后的1866年来津的外国人也不过是112人；1877年为175人；至1890年猛增到612人。此时的英、法租界，已陆续出现一幢幢一片片的欧洲风格的小洋楼，包括洋行、银行、饭店、教堂与住宅。更显著的变化是在海河沿岸筑造了新式码头，便于外国商船的进出与停泊。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记载：1861年到达天津的轮船为111艘、吨；1871年为316艘、吨；1881年为435艘、吨；1891年为672艘、吨，是1861年艘数的6倍、吨位的19倍。这样，天津的航运中心从传统的三岔河口一带逐步转移到租界河坝码头。 天津人以奇异的目光注视着租界里出现的新事物，传统观念不能不受到冲击。一位侨居天津的钱塘文人张焘，在1884年（光绪十年）出版的《津门杂记》中有一段描写当时租界情景的文字：“英国租界，东以河为至，西以海大道为至。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与传统的老城区相对照，发人深思的大概就是这“制甚得法”四个字了。 租界区的西方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与老城区形成迥然不同的两种空间结构；或者说，构成一个城市的两种模式。 天津的租界不断增加，面积也逐渐扩大，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形成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的局面，总面积达到.5亩，相当于当时已建成的天津城区的3.47倍、旧城厢的8倍，租界区面积之广远远超过老城区。来津的外国人也直线上升，1900年是2200人，到1906年增加到6341人。租界成为独立的国际性的洋人社区。租界的行政权、司法权、税收权都超越中国政府的统辖与法律之外，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害。而在另一方面，租界的管理体系、经济结构、建筑风貌、公共设施、人文意识等方面，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对天津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化作用。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过渡的步伐加快了。 天津开埠后的紫竹林码头 1860年（清咸丰十年）天津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这是以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而载入史册的。但是，作为一种契机，天津从此加速了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作为一种潮流，天津从此开始走向世界。当然，其中浸透了外来的屈辱与苦难。近代天津是在时代的激烈颠簸中走过来的。 一个城市的两种模式 天津以其河海通津的优越地理条件，自12世纪50年代金代迁都燕京（北京）之后，便逐步奠定了都城门户的地位，并成为漕运的中转码头。其后，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至18世纪清代中叶，天津已形成我国北方的交通枢纽、经济重镇与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此际，欧洲列强正向亚洲扩展其殖民主义势力，虎视眈眈地觊觎中国并猎中天津。英国在1793年、1816年曾两次派遣使节来华，要求清政府开放天津，遭到拒绝。1854年英国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已经敲开了中国大门之后，又一次向清政府提出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咸丰皇帝断然斥责：“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该酋欲派夷人驻扎贸易，尤为狂妄。”唯我独尊的中国皇帝容不得“夷人”在自家门前做生意。 外交手段谋取不成，“尤为狂妄”的英国人更加狂妄起来，在1856年伙同法国出兵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血洗天津城，火烧圆明园，此前咸丰皇帝已仓皇逃往热河。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城下之盟，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其中一款就是开天津为商埠。同年，英、法、美三国迫不及待地在天津圈占土地951亩，辟为租界，建立起威胁北京的政治桥头堡。租界选址在天津城南荒郊，海河西岸，这一带地势低洼，人烟稀少，仅临河有少许村落人家，被强行驱赶出界。 清末天津城区图（绘于1897年） 天津开埠后，尾随军队而来的是各国商人与传教士。前者来开发贸易市场，后者来传播基督文明，洋货与《圣经》结伴涌入天津。他们以天津口岸为基地，逐步向华北、西北腹地延伸，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农副产品与矿产资源，雇佣廉价劳动力开设工厂。不远万里前来天津的“冒险家”连年有增无减。据记载，1860年最先搭乘英、法军舰登陆天津的只有13名外国人，其中5名商人，3名传教士。六年后的1866年来津的外国人也不过是112人；1877年为175人；至1890年猛增到612人。此时的英、法租界，已陆续出现一幢幢一片片的欧洲风格的小洋楼，包括洋行、银行、饭店、教堂与住宅。更显著的变化是在海河沿岸筑造了新式码头，便于外国商船的进出与停泊。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记载：1861年到达天津的轮船为111艘、吨；1871年为316艘、吨；1881年为435艘、吨；1891年为672艘、吨，是1861年艘数的6倍、吨位的19倍。这样，天津的航运中心从传统的三岔河口一带逐步转移到租界河坝码头。 天津人以奇异的目光注视着租界里出现的新事物，传统观念不能不受到冲击。一位侨居天津的钱塘文人张焘，在1884年（光绪十年）出版的《津门杂记》中有一段描写当时租界情景的文字：“英国租界，东以河为至，西以海大道为至。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与传统的老城区相对照，发人深思的大概就是这“制甚得法”四个字了。 租界区的西方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与老城区形成迥然不同的两种空间结构；或者说，构成一个城市的两种模式。 天津的租界不断增加，面积也逐渐扩大，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形成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的局面，总面积达到.5亩，相当于当时已建成的天津城区的3.47倍、旧城厢的8倍，租界区面积之广远远超过老城区。来津的外国人也直线上升，1900年是2200人，到1906年增加到6341人。租界成为独立的国际性的洋人社区。租界的行政权、司法权、税收权都超越中国政府的统辖与法律之外，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害。而在另一方面，租界的管理体系、经济结构、建筑风貌、公共设施、人文意识等方面，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对天津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化作用。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过渡的步伐加快了。

文章来源：《天津化工》 网址: http://www.tjhgzz.cn/qikandaodu/2021/0114/7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