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党内“左”倾错误影响等原因，天津党组织曾一次次遭到敌人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重要领导干部被捕入狱。他们遭受敌人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一些忠诚的革命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建立狱中党支部

1929年6月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国民党当局将被捕的共产党人关押在公安局，对他们施以各种酷刑，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把天津的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郭宗鉴、傅茂公（彭真）等人受尽折磨，被敌人拷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始终严守着党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便以“危害民国”等罪名，对他们判以重刑，关进暗无天日的河北省第三监狱。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既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也没有被敌人的精神摧残所征服。他们把监狱和反省院当作生死搏斗的战场，开辟了白区地下斗争的另一条战线，把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屠场变成了锻炼革命者的熔炉和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

河北省第三监狱是国民党当局为强化反动统治，于1928 年6 月在河北省建立的四座监狱中的一座，坐落在天津城西小西关（今天津人民医院所在地）。狱中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每天两顿吃的是发霉的小米饭和一小块咸菜；一间仅能容纳四五个人的小牢房却关押着七八名犯人，床铺容不下，只能睡在潮湿的地面上；刑期在三年以上的，都要被戴上沉重的脚镣；谁若表示不满或稍加反抗，便被戴上刑具遭受肆意打骂；除每天上下午各“放风”一次外，其余时间只能监禁在牢房里。监狱当局为政治犯施行了阴险残酷的虐杀政策：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每个牢房都由待处决的死刑犯人或无期徒刑犯人等犯有重罪的刑事犯充当“铺头”，利用他们欺压政治犯和其他犯人。1929 年6 月下旬，共产党员程秉义入狱不久即被折磨致死。其后，共产党员、共青团干部左震南身患重病，狱方不予医治，“铺头”还强令他睡在地上。在左震南生命垂危之际，暴虐的“铺头”还把点着的蜡烛放在他的脑门上，滚烫的烛油不停地往他脸上流，左震南最终被残害致死。

左震南惨死后，全体政治犯极其悲愤。傅茂公等党员领导干部经过秘密商议，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发动政治犯揭露敌人的罪恶和监狱的黑暗，以争得起码的生存条件，保护党的干部，决不能听任敌人摧残折磨。在中共顺直省委的帮助下，他们利用社会舆论把左震南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公布于世，对监狱的黑暗、残暴进行揭露和控诉，一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谴责。国民党天津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欺骗舆论，被迫将那个“铺头”由法院判处死刑。监狱当局还被迫修建了新宿舍，将政治犯和普通犯人隔离，把包括已被判刑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尚未判刑的“共产党嫌疑犯”等政治犯集中关押在新宿舍。狱中斗争获得初步胜利。

这次斗争胜利后，第三监狱政治犯建立了党支部，傅茂公任书记，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从此，狱中斗争在党支部领导下，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开展绝食斗争

1930 年五一前后，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薄一波、乔国桢、路拓、吴雨露、段端（刘仁）、刘万海、武竞天、刘文蔚、刘慎之、高克林、刘汉生、张孟旭、张明远等相继被捕，被关进第三监狱。在狱中政治犯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进一步争取生存权利，改善生活条件，有力地揭露敌人迫害政治犯的罪行，狱中党支部一方面组织尚未判决定案的同志，利用法院提审的机会，在候审室和法庭上对敌人滥施酷刑，以及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进行控诉、揭露；另一方面酝酿在狱中组织反对恶劣待遇、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争取生存权利的绝食斗争。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首先把政治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得到狱外党组织和社会舆论的支援。同时必须注意斗争策略，不提不切实际的要求，不采取“左”的口号和行动；在斗争方法和步骤上，要先易后难，先是分散地、陆续地提出要求，再以交涉、催办、质问、抗议等方式，争取实现斗争目标；在各种形式的斗争均不能奏效时，要做好充分准备，选准时机，发起绝食斗争。斗争任务、策略和方法确定后，党支部便通过支部负责人和党员骨干，利用“放风”和其他场合，在政治犯中秘密联络，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在每个监房指定一名党员骨干为负责人，同党支部保持密切联系。狱中党支部还就斗争部署请示顺直省委，请省委发动政治犯家属向法院控诉政治犯在狱中遭受的虐待和迫害，并设法通过报馆等新闻单位对狱中斗争予以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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