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津城南诗社与其结社雅集

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占据了文学发展的主流，旧体诗词占有的公共文学空间日渐狭隘，这是历史事实，但不能因此推论旧体诗词就失去了存在的范围与空间，与这种主观臆断相反的是，旧体诗词私下的空间里，仍然保持着葱茏的活力。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已初具现代化都市特质，城市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方便的交通，而通讯的发达则便于人们更好地沟通信息，这些有利的因素，自然促成了各种背景的文人倾向于留居都市，他们形成了传统文人群体的集结，并以结社雅集的方式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着旧体诗词的创作。严修创办的“城南诗社”是此时天津重要的传统文人结社，其诗歌创作亦体现了其独具的特色。

一、“另辟一境，以资萧散”：城南诗社的创立与文人雅集

关于城南诗社的创立，社员马仲琇在《城南诗社小传》中有详细的介绍：“严修民国屡征不出，惟从事社会教育事业，南开学校先生一手创办，也有小学而中学，蔚为国内著名学府，晚岁复提倡风雅，结城南诗社，四方人士皆归之，去秋佳日极唱酬文坛之乐，论为拟社水西庄云，先生生于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乙巳二月初四日）卒，年七十岁，著有欧游讴鐔香馆诗文集”[1]。作为教育家的严修，晚年为了提倡风雅创立了城南诗社。《嶂香馆别记》中这样记载：“林墨青庚申（1920年）立存社，日课诗文，吴子通、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冠军。公顾而乐之，乃于次岁倡为城南诗社。”[2]332可见，严修创办城南诗社的目的在于推动诗文的唱和，他本人德高望重，极受津人的景仰，被社员公推为“祭酒”。《城南诗社小传》对社员的具体情况作了相关介绍。除严修之外，王守询、赵元礼、吴寿贤、王汉章、陈诵洛、章钰、李国瑜、顾祖彭是诗社中其他几位影响较大、较为活跃的社员，除了这几位影响较大的诗人之外，截至1929年严修逝世，加入城南诗社已达百人，可见城南诗社吟事之兴盛。《北洋画报》的一则史料详细地介绍了其社址：“初在河北公园图书馆之霞飞楼，后改明湖春，辛未津变后，改九华楼，今更名为蜀通饭庄，诗社遂以蜀通为固定地址。社友有时为临时真率会，如重九之择图雅集；上巳之新农园修褉，（小香蟫馆之饯春会，今风微人往矣！）皆极一时之盛。”[3]城南诗社在何时开始其诗歌活动，吴寿贤《嶂香馆诗钟序》中对此做了记载：“城南诗社，始于民国十年辛酉暮春，为严公范孙、冯公俊甫、王公仁安、赵公幼梅、李公琴湘、王公纬斋及范老介弟台孙与鄙人等所并设。”[4]由此可知，城南诗社最早于1921年暮春活动。王武禄《城南诗社集序》这样提及诗社的集会：“诗社之始，起于三数人文酒之宴，严范孙先生实倡之。嗣以迭为宾主，不胜其烦，乃改为醵饮之举，期以两星期一集。柬则遍延，到否悉任其便，然每聚，多则二十余人，少亦十余人，逢佳节胜区，另有召集，不在斯列。当其一觞一咏，间以歌谐，南北名流欢然并集。”[5]《北洋画报》的《十年来之城南诗社》也对城南诗社的具体集会时间做了记载：

社集期在昔每二星期一次，辛未以后，则一星期一集。时在正午，人各醵资一元，节余则以一元或二元交广智馆，为年终振济文贫之用……社友年在七十以上者，高彤皆，章一山，几每会必到；王仁安恒不一蒞。年在六十以上者，不堪指数。陈嵩洛以循吏为诗人，薄书鞅掌，日不暇给，时或拨冗蒞会。社友之时去时来者，马仲莹，刘润琴，韩補庵诸君。社友之离津而仍有时至会者，李琴湘，许琴伯，陈劼嵚诸君[6]。

城南诗社的文人集会是其诗社活动的具体内容，在集会中文人诗酒唱酬，形成了旧体诗的文人雅集。

20世纪20年代由于新文学的发展，旧体诗文在报刊等文学公共空间中并非占据主要位置，但是旧体诗歌在小团体的空间中得到了异常的繁荣。城南诗社的文人集会唱和为雅集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吴寿贤、王武禄的《城南诗社集序》[7]中阐述了城南诗社结社和雅集的目的。吴寿贤写道：“盖古人搜求索耦振采选声，啸歌写其咏怀嘤鸣乃以求友。”古人以雅集唱和为抒发抱负志向或者唱和求友的最佳方式之一，所以古人结社雅集著名的有“王右军兰亭觞咏，雅契群贤，刘遗民莲社胜游，结缘净土，缅怀往哲，逸事斯传”。而对于城南诗社而言，“传天津为渤海奥区，神京屏蔽，五土咸聚，九围棣通，士女丰昌，文物华缛”，天津是一个物产丰美、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更加适合文人雅集。所以，严公范孙在如此人杰地灵之地创立城南诗社，“亦把酒以论文”，“逢春秋之佳日，缔风雅之胜，作蝴蝶之会，泛舟湖沼，挹菱荷之芬”，借助“登高振藻择一日之清兴，成百篇之新吟”以实现同一旨趣的文人诗酒唱酬，可以“消愁唯余诗酒”，慨叹“人间何世几历沧桑”。关于城南诗社结社旨趣，王武禄认为，结社雅集可以“脱去世俗之见，返乎真率之天真”，在“马尘焉起，蜗角悉争”的现实社会里，城南诗社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府”，而“彼夫末世竞利，争树党援，结会立社，名目甚多。以此较彼，趋径判然，虽未能利济苍生，亦颇堪长养元气。香山洛水，此风殊未渺耳。”[8]至于为何诗社要取“城南”二字，王武禄这样说：“城南二字，固昉乎浴沂风咏之例，而尤以吾等集合地址界乎昔日天津城基之南。自此以往，诗社将与胜地要区，永永无极，又岂非天津文献中之一新故实乎？”[9]关于城南诗社的结社旨趣，王武禄在《城南诗社集序》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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